• 信仰的力量 ——读埃德加·斯诺及《西行漫记》

     

    一、斯诺的信仰

    斯诺信仰什么,好像不很清晰,但他的经历以及对红色中国的关注与报道,明显又反映了他的信仰。全名叫埃德加·斯诺,是一个新闻记者、作家,1905年出身在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在堪萨斯《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初露头角。

    1928年,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斯诺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又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1930年以后,他为采写新闻,足迹遍及中国主要城市和东北三省、内蒙古、台湾及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他在中国西南各省作了长时间的旅行,步行经滇西,到达缅甸和印度,访问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领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斯诺正在上海,也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事变后曾访问上海、东北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镇军机处4号院购买了一处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座西朝东,有一个黑色铁栅栏门,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银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宽敞的院子里种有果树、竹子,还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门外的海淀路上。因为座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说:“它的一部分占了圆明园的旧址,保持了原来的景色,包括花园一般的校园中心那个可爱的小湖(即未名湖)。”

    1935年6月,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燕京大学的王汝海(黄华)、陈翰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中国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于6月间访问陕甘宁边区,他也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写了大量通讯报道,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领导人物,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西安事变前,他辗转回到北平,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然后汇编成一本书,书名即《红星照耀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11月,已发行第五版。中文版在上海出版。由于当时上海的环境,中文版采用《西行漫记》这个书名。

    1939年他再次到了延安,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1941年对皖南事变进行了客观报道,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迫离开中国。1942年到他又来过一次中国,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这以后,他采访中国越来也困难,1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允许发表他的文章,他被迫迁到瑞士,但他的护照禁止去中国旅行。1960年他得到中国领事馆单独签证,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1965年和1970年曾两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他准备以记者身份作中国之行,但因病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他留下的遗嘱是:“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骨灰安葬仪式于1973年10月19日在北大未名湖畔举行。墓基座为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上边横卧汉白玉墓碑一方,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前放着毛泽东主席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也送了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思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洛伊斯携女儿茜安·斯诺出席仪式,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说:“我丈夫在他遗言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了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国,希望死后也将他的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斯诺的另外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

    1977年12月13日,叶剑英同志亲笔题写了碑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后被馏金镌刻在墓碑之上。1982年2月,北京大学在办公楼举行了斯诺逝世10周年纪念会,廖承志、黄华等同志会见了斯诺夫人,并一同到未名湖畔扫墓。

    从斯诺的一生经历来看,他对中国及中国人名有深厚的情感和中国情结,而这种情感与情结可以反映出他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与信仰。他对中国革命与社会的考查与客观反映,发现了政府、军队等与人民群众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这也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

    二、《西行漫记》里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都是他们个人无法生活下去了,才去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年轻时家里生活富裕,衣食无忧,是历史的责任感与信仰的力量,让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周恩来就出生在一个大官僚家庭,祖父是清朝的大官,父亲教书出名,母亲也不同凡响。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生时代就因参加政治活动被捕,后又去法国巴黎,参与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回国后领导工人罢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经历与政治活动,足以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斯诺说:“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种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的造反者。”“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轻松愉快,充满对生命的热爱”,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与生活状态,不怕牺牲,为了伟大的事业不懈奋斗。

    贺龙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武官。贺龙所受教育不多,但军事知识丰富,在地方势力哥老会有一些影响,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南昌起义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斯诺在写他时写道:“我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殊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有同患难之中。”共同的信仰与奋斗目标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且空前团结。

    毛泽东的父亲依靠聪明与勤劳,使家庭由贫农而成为富农,家有余粮,雇有长工。到长沙上学时,接触新思想,参与政治活动,当过兵,参加学生运动,一直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运史》对他影响很大,他博览群书,有中国旧学,熟读中国历史,对中国革命及马克思在中国的运用有自己理解与独到看法。斯诺说:“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斯诺所言不错,正是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心与社会前途的认识,促使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与社会的实际问题,始终坚持这一信念并成为领袖人物。

    还有朱德,虽然出身佃农,官至护国军旅长,南昌起义时任国民党还人南昌公安局局长。为了信仰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红军领导人是这样,其实,每一个红军战士,也都有自己朴素的信仰,为了自己的解放和自由权利以及保卫获得的土地,他们甘愿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完成革命任务,实现革命理想。应该毫不夸张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极大地调动起了中国人民内在动力,以前所未有的斗争精神,一洗弱国弱民、东亚病夫的耻辱,赢得了世界声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都是信仰的力量。

    时间:2018-04-05  热度:13℃  分类:读书心得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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